冯友兰为什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8年毕业，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其后回国，历任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广东大学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等职。

20世纪30年代即出版《中国哲学史》两卷，至40年代，先后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即“贞元之际所著书”）。

早在1922年，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的冯友兰就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文中探讨了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

不能归之于地理、气候、经济，应主要归之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与哲学。

冯友兰指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

而后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类似于培根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后也衰落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

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寻求控制内心。

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这就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他说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其自身价值标准，无须任何科学；因为他们要了解的、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

中国关于上古社会的历史记述以及神话传说表明，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由家族走向国家，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式的奴隶制度。

这样，氏族公社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量积淀下来。

中国这种宗法性质的社会，其宗法制度深刻而又久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和几千年的文化，所凝结而成的社会心理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传统的极端尊重。

信传统，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造成了中国人向后看的积习和守成倾向，保守知足，重古轻今，形成了一套经典思想规范，消磨了进取和创新精神。

极端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固然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这不但对中国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等方面有巨大影响，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刻的，科学是人创造的，在这种极端尊重传统、不求探索和创新的心理支配下，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性质是经验科学。

作为经验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于实践经验的积累，难以形成系统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科学家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感受，轻视对理论的探索、论证。

虽然从日常经验和自身感受出发，可以“提出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却始终停留在“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的直观，笼统水平上未能建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种以经验、传统为真理的经验科学，必然会产生对实验测定和论证的轻视，人们就会以古人或自己的经验来取代科学实验与定量测量，当然不会去追求对事物认识定量的精确性和尺度的标准性。

尊崇传统，迷信经验，否定科学实验，又必然导致抽象思辨的产生和泛滥。

冯友兰的这些分析其实并非孤鸣，早在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无科学原因》一文时就曾说过：

“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性理，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搞些训话，为人做奴隶，书本外的新知识，永远不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