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改革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人类的进程就像一个不停摆动的大钟，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热衷于艺术和文学，并不重视宗教。而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就截然相反了。

当然，你们肯定听说过宗教改革。你可能会想到一小群清教徒漂洋过海，只为寻找“宗教信仰自由”。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逐渐演变成“思想自由”的代表。马丁·路德就是这场进步运动的领袖。但历史并不只是对伟大祖先们的吹捧，用德国历史学家朗科的话来说，我们应该努力找出“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过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类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之分，黑白之分也没那么明显。作为一名诚实的编年史家，他的任务就是翔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积极与消极影响。但每个人的好恶不同，所以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但我们应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不让个人的偏见对历史造成太大的影响。

以我自身为例。我是在一个新教国家的新教中心长大的。直到12岁，我才第一次见到天主教徒，那时我觉得很不自在，还有点害怕。我听说过那个故事，当时的阿尔巴大公为惩罚信奉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荷兰异教徒，便下令西班牙宗教法庭将上千名新教徒烧死、绞死或五马分尸。这些对我来说都太过真实，就好像昨天刚发生过一样。也许会是另一个惨剧：在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瘦小而可怜的我在睡梦中被杀害了，尸体还被扔出窗外，就像发生在高尚的科里尼将军身上那样。

多年后，我到天主教国家生活了几年。我发现那里的人民更温和、更宽容，也和我家乡的人民一样聪慧。让我更为吃惊的是，天主教内部也在进行宗教改革，其力度和新教不相上下。

但那些生活在16～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良民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敌人永远是错的。要么绞死敌人，要么被敌人绞死，双方都更愿意去绞死对方。但这不过是人的本性罢了，没有必要去责怪他们。

当我们把历史翻到公元1500年这一页的时候（这个年份很好记），我们会看到，查理五世在这一年降生了。在几位高度中央集权王国的联合统治下，中世纪逐渐摆脱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尽管当时的查理大帝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但他是最有权势的一位。他是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外孙，也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利安和“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勇敢者”查理就是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大公，他成功打败了法国，却被独立的瑞士农民所杀。

因此，幼时的查理继承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版图。这片广袤的土地包括查理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及姑妈们的封地，还有他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所拥有的殖民地。命运总是有些讽刺，查理出生在根特的弗兰德斯城堡，而德国人在不久前占领比利时之后，曾把这座城堡当作监狱。查理虽身为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皇帝，接受的却是佛兰芒人（即荷裔比利时人）的教育。

查理的父亲过世后（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这一点无从考证），母亲发了疯（她带着装有丈夫尸首的棺材，在自己的领地内四处游荡），于是小查理便在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管教下逐步成长。查理慢慢长成一个地道的佛兰芒人，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他要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1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但各族宗教之间的互不容忍却让他很恼火。

不管是在童年时期还是在成人后，查理都是个非常懒惰的人。但命运偏偏要捉弄他，让他统治一个处在宗教狂热期的世界。他总是四处奔波，从马德里赶往因斯布鲁克，再从布鲁日奔赴维也纳。他热爱和平与宁静，却总是身处战火之中。人类的相互仇视和愚昧让查理感到极度厌恶。终于，在55岁那年，他抛弃了人类。3年后，他与世长辞，筋疲力尽、失望透顶。

查理大帝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那么，教会作为当时第二大实力集团又发生了什么呢？自中世纪早期起，教会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致力于征服异教徒，向他们展示虔诚与正直生活的好处。首先，教会变得非常富有。教皇不再是一个卑微的基督教徒的牧羊人。他住进了宽大的宫殿，身边围绕着一群艺术家、音乐家和知名文学家。

他的教堂里挂满了崭新的圣象，看上去更像希腊的神祇，但这完全没有必要。教皇既管理国家又欣赏艺术，但二者所占的时间比例相差很大。处理国家事务大概只占用他10%的时间，而其余90%的时间，他都在欣赏古罗马雕塑或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设计新的避暑乐园，或出席某出新剧的首演。

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竞相效仿教皇，主教则竭力模仿大主教。只有远在乡村的教士仍然尽忠职守，他们远离世俗的邪恶以及异教徒们对美和舒适的追求。很多僧侣似乎忘记了谨守淳朴与贫穷的古老誓言，只要不招惹民愤，他们就尽其所能地享乐，修道院也因此而腐败堕落。但对于这些，乡村的传教士都敬而远之。

最后，让我们看看老百姓都在干些什么。他们过得比以前好得多。他们更加富有，住进了更宽敞的房子，孩子们也能到更好的学校读书，城市也更加漂亮。他们手中的火枪让他们能与老对手——强盗一样的诸侯相对抗，强盗们再也不能轻易对老百姓的贸易征收税款了。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角，我们就说到这里。

现在让我们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造成了哪些影响，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新一轮的宗教热会随着学术与文艺的复兴而兴起了。文艺复兴最早发源于意大利，随后传到了法国。在西班牙却并不成功，因为与摩尔人之间500年的战争让百姓变得目光短浅，对宗教异常追捧。文艺复兴不断向外传播，当它传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之后，其本质发生了变化。

北欧的气候与南方截然不同，当地人的生活态度也与南方人有着天壤之别。意大利人住在阳光灿烂的户外，每日纵情欢笑，放声高歌，不亦乐乎。而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静静聆听雨水拍打窗户的声音。他们不苟言笑，对待所有事情都严肃认真。他们非常在意灵魂的永生，也不喜欢拿神圣而纯洁的东西来开玩笑。

他们只对文艺复兴中“人文”的部分感兴趣，例如书籍、关于古代作者的研究、语法以及教材等。但他们害怕文明会重回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样子，尽管它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主要成就之一。

教皇和红衣主教几乎全是意大利人，他们把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人们会在那里谈论艺术、音乐和戏剧，却很少提及宗教。因此南北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北方人严肃认真，南方人高雅文明又易于相处。但当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差异会给教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还有些小的历史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而非瑞士或英国。自古以来，德国人就对罗马教会积怨颇深。日耳曼皇帝与教皇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让双方都深陷痛苦之中。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强大的国王手中，统治者能够保护臣民不受教士的侵扰。

但在德国，国王没什么实权，还要统治一大帮不安分的小封建主，所以善良的臣民更容易受主教和教士们的摆布。文艺复兴时期，僧侣们想尽办法聚敛钱财，为迎合教皇们的喜好而修筑宏伟的教堂。德国人觉得自己被骗了，自然对教会极为不满。

但还有个很少有人提及的原因——德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地。在北欧，图书非常便宜，《圣经》已不再是教士才能拥有并讲解的神秘手抄本。只要父亲与孩子能够读懂拉丁文，《圣经》便会成为千万家庭的大众读物。从前，普通人是不能阅读《圣经》的，这有违法律，现在所有人都可以读《圣经》。他们发现，教士曾经传授给他们的教义与《圣经》的原文有很大出入。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人们开始提出问题。而问题一旦得不到解答，通常便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于是，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向僧侣们发出攻击。他们在内心深处还十分敬畏教皇，不敢将矛头直指这位神圣的人物。而那些每天躲在富丽修道院内懒散无知的僧侣则成为人们的攻击对象。

极为有趣的是，这场战争的领导者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杰拉德·杰拉德佐，人称“渴望的”埃拉斯姆斯。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一个穷人的家庭里，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学校念过书，好兄弟托马斯也曾就读过这所学校。他成为一名教士，在一家修道院居住过一段日子。

随后他游历了许多地方，把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当他开始从事畅销小手册的创作时（就是我们如今称为时评作家的角色），整个世界都被《一个无名小卒的来信》中诸多搞笑的匿名书信逗乐了。在这些书信中，埃拉斯姆斯把德语和拉丁语混在一起，以打油诗的形式描述了中世纪晚期愚蠢又自大的僧侣形象。

埃拉斯姆斯本人是一位知识渊博又严肃认真的学者，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先是修订了《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又把它翻译成拉丁语。但埃拉斯姆斯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坚信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我们“微笑着阐明真理”。

1500年，埃拉斯姆斯去英国拜访托马斯·摩尔爵士，其间他抽出几周时间撰写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叫作《愚人的赞美》。在书中，他大胆运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幽默，抨击了僧侣及其荒唐的追随者。在16世纪，这本书成为最畅销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埃拉斯姆斯创作的其他图书中。在这些书中，他呼吁禁止教会滥用职权，并号召其他人文主义者加入到复兴基督信仰的队伍中来，助他一臂之力。

但这些完美的计划只是纸上谈兵。埃拉斯姆斯太过理性和宽容，无法取悦大多数教会敌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位更具活力的领袖。